由此可见,双方交替扮演“追逐者”和“被追逐者”的角色,主从关系反复切换,观众内心的情感天平也随之不断倾斜回旋。旅途中,毛豆实现了“逃离-追随-亲近”的动作转变,苟仁经历了“厌烦-接纳-爱护”的态度反转。芦苇荡里,毛豆一遍遍发出的呐喊,现实里的毛豆和梦境中的赖赖交融重叠,自此,“失亲-寻父”的毛豆和“丧子-寻仇”的苟仁建立起强烈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连通。那些年,温生才参加了一次次的游行,声嘶力竭的振臂呐喊着,试图用救国的理念唤醒沉睡的国人,但在那个年代,笼罩于华夏的黑幕实在是太过沉重了,黎庶苍生已被压抑得太久,失去了血性,失去了信念,那片大地上,除了极少数清醒过来的人,余者皆麻木而苟且的存活,温生才的呐喊在那一片浑浊中,孤独而暗哑,甚至于,当满清鹰犬在追捕和虐杀革命者时,本是同胞的国人围观者有之,讥笑者有之,动容者却少之又少。